导 读
本文作者高耀先原任基建工程兵第三十一支队副支队长、第二十一支队副支队长。1983年基建工程兵第二十一支队奉命改编为中建七局，高耀先担任中建七局第一任局长。可以讲，中建七局能有辉煌的今天，与老局长高耀先是密不可分的。饮水思源，吃水不忘挖井人。如今，中建七局已成为中国建筑业龙头企业，但是，当年以高耀先为代表的老一辈为之作出的巨大付出是不应该被后人遗忘的。
（中建七局建设的厦门海关业务大楼）
基建工程兵第二十一支队改编为中建七局前后
日升月落，斗转星移，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总是处在不断变化当中。具体到一支部队乃至一个人的人生际遇，也概莫能外。
奉命调动
1980年邓小平曾说:“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根据国内外形势和经济发展需要,邓小平首先确定了部队要精简整编的指导方针。
1982年 8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撤销基本建设工程兵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基建工程兵除少部转入武警序列外，大部分将按系统对口集体转业到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和相关省、市、自治区。
其实，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这个决定正式发布之前，已在基建工程兵一定级别的干部中进行了传达。我当时在基建工程兵第三十一支队任副支队长，是副师职干部，在1982年初，已得知基建工程兵改编后各部队的大致去向。我所在的基建工程兵第三十一支队，对刚刚设立的深圳经济特区非常看好，便将“兵改工”后的基地选定在了深圳。为此，支队长王进禄同志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正当我和支队领导班子的成员们怀着几许留恋几许期盼的复杂心理等待集体改编的命令时，有一天，基建工程兵兵部突然通知我到北京谈话。在北京，兵种副主任张孔修和正在北京开会的王进禄支队长征求我的意见，拟调我到基建工程兵第二十一支队任副支队长，并担任由这支部队改编为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后的第一任局长。后来，时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兼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董事长的肖桐也和我谈了话。
当时，从个人角度来说，我还是希望随老部队转业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因为，我认为深圳就像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蕴涵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而当时我才50岁出头，到了特区之后，还想凭借一腔热血有一番大的作为。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戎装在身的军队高级干部，我更牢记着“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铭训。于是，在1982年3月，我从湖北襄樊市调入驻地在河南省南阳市的基建工程兵第二十一支队，开始了一段紧张而又陌生的改编准备工作。
集体改编
1982年12月1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1982)40号文件，批转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基本建设工程兵关于基建工程兵两个直属支队（二十一、二十二支队）和第一技校改编移交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的请示的通知，其中，将二十一支队改编为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下设6个公司，定员为14000人。
1983年2月11日，二十一支队制订了关于改编为中建七局的《实施方案》；5月27日，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通知，决定将改编后的中建七局划归中国建筑总公司建制。
1983年9月23日，在河南省南阳市举行了基建工程兵第二十一支队集体转业成立中建七局的大会。我由原二十一支队副支队长被正式任命为中建七局局长，局党委书记为原二十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凌依泽。新成立的中建七局领导班子其他主要成员是：原二十一支队副参谋长黄荣勤，担任常务副局长；原二十一支队副参谋长蒋庆荣、原二十一支队二○二团团长盛彬，分别担任副局长；原二十一支队政治部副主任齐善安，担任局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原二十一支队二○三团政委万华，担任局党委副书记；原二十一支队副总工程师王凤山，担任局总工程师。
改编后的中建七局机关驻地仍在南阳市，下设的6个公司，分别为一公司、二公司、三公司、四公司、五公司和安装公司；原部队的一个教导队、一座医院和一个汽车修配厂，改编后分别易名为中建七局中等专科学校、中建七局职工医院和中建七局修造厂。
一公司由基建工程兵二十一支队二○六团于1983年9月29日改编组建，此前从安徽省的芜湖市集体迁移到河南省的平顶山市；二公司由二十一支队二○二团于1983年10月13日改编组建，大部由河北省唐山市搬迁到安徽省的芜湖市，一个分公司选址在河北省的任丘市落户；三公司由二十一支队二○三团于1983年10月11日改编组建，此前从唐山市长途跋涉，在福建省福州市安营扎寨；四公司由二十一支队204团于1983年9月27日改编组建，此前由河南省某三线厂选定南阳市西岗作为驻地；五公司由二十一支队二○五团于1983年10月8日改编组建，在湖北省宜昌市原部队驻地安家；安装公司由二十一支队二○九团于1983年9月28日改编组建，和改编后的中建七局中专校、医院、修造厂一道，都在南阳市就地落户。
整个二十一支队改编用时一个多月，各团级以上建制单位先后在1983年9月至10月之间召开了隆重的改编大会。期间，由我和凌依泽书记及几位副局长分赴各单位所在地，着军装宣读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改编令。改编令宣读之后，各部随即告别军旅生涯，成为央企大家庭中的新成员。从当年宣读改编令的大会现场气氛看，官兵情绪高涨，尽管对脱去绿军装有所不舍，有好多同志还流下了惜别的热泪，但依然对改编令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我知道，大家对新生活充满了憧憬。
艰难岁月
改编后最初的日子真的难过。作为中建七局的首任局长，我的家属当时还留在湖北襄樊市没能调入南阳。在南阳,我就住在局招待所里，在职工食堂就餐，大部分时间包括礼拜天都在基层调研。个人生活上的不便那算小事，当初遇到的几个大难题真搞得我和局领导班子寝食不安。
第一个难题是职工观念陈旧，小农意识浓厚。部队改编前，主要是接受任务、完成任务，不用找米下锅，因旱涝保收而缺少危机意识。改编后，尽管上级还多少给点施工任务，但已远远满足不了我局各施工单位的生存发展需求。在手任务严重匮乏，但大家却还局限于固有的思维模式，坐等任务上门。实在等不到任务了，也仅仅是在驻地及附近寻找项目，远征异域开拓市场的畏难情绪相当严重。
第二个难题是技术力量薄弱。在得知部队整体改编的消息后，约有大半年时间，由于原二十一支队的主要领导有所变动，加上一些首长对老部下“心太软”，一时间，凡是干部和志愿兵，只要打算转业回各地安置的，基本上都得到了批准。这样，就导致大批基层领导和技术骨干各奔东西，使得刚刚成立的工程局出现人才匮乏、青黄不接的局面。
第三个难题是施工设备落后。部队改编后，留下的大多是老旧的车辆、混凝土搅拌机、挖掘机和塔吊，每每揽到施工任务，还主要靠传统、落后的施工方法。譬如砌墙，还是靠瓦刀；浇灌混凝土，还是靠龙门吊把混凝土吊到一定高度，再由人用独轮车推到浇筑面；开挖地基，也是干部职工拎着铁锹上阵……
第四个难题是生活环境很差。这个问题尤为令人焦虑。改编时，由于大部分公司是易地落户，而且缺乏足够的资金建设生产、生活基地，一时间便出现了许多使人心酸的景象。
我局三公司，在部队时曾在唐山执行抗震抢险任务，全团官兵在抢建开滦煤矿唐家庄矿和林西矿工业与民用建设项目中，发扬我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冒着频繁不断的余震危险，清渣排险，建楼修矿，实现了开滦煤矿“早出煤、快出煤、出好煤”的目标，还使近万户灾民迁入了安全宽敞的新居，为灾后恢复生产和建设新唐山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们还在“京、津、唐”地区创优工程竞赛活动中，创出了工程质量栋栋全优的优异成绩，曾被基建工程兵党委授予“全优工程团”称号。
就是这支创出辉煌业绩的队伍，在移师福州集体整编后，因为没有生活基地，许多干部职工都曾住过工棚、茅屋，吃粗粮，穿补丁衣服，甚至有的职工在短短两年时间里，曾连续7次搬家。1984年夏，一场台风加上连续几天的暴雨，使三公司许多搭在高处的临时住房被台风掀了顶，低处的遭到水淹。其中住在福州五四路外贸中心工地的数十户家属和两百余名职工的临时工棚，被大水淹过了床面，公司领导查看灾情，只能划着小船进去。我去三公司检查工作时，时任三公司经理毕定国、党委书记李子兴谈起这些事都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同样在唐山执行过抗震抢险恢复重建任务的原基建工程兵二○二团，也曾被基建工程兵党委授予“全优工程团”荣誉称号。该团于1983年夏初从唐山林西矿搬往安徽省芜湖市等待改编。当时没有自有房屋，团部临时在芜湖市海军某部招待所内办公，官兵及随军家属被分散安排在附近废弃的仓库、牛棚，以及自己动手搭建的石棉瓦、油毛毡棚内居住，有的竟一直住到1986年……
在“兵改工”后的两三年里，我在各公司看到的职工居住条件都相当简陋，甚至用“寒酸”来形容也不为过。在许多工地的活动板房里，员工睡的都是用废钢筋焊的三脚架做床腿的硬板床；夏天电风扇也配备不足，冬天工棚四处漏风，不用担心煤气中毒。简陋的住房也不敷使用，以至于有的工地强制性规定：临时来队探亲的家属住队时间不能超过10天。
每当听到或看到诸如此类的窘迫情景，我就感到分外内疚，也倍感肩上担子的沉重。
奋力进取
尽管我局在“兵改工”初期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难题，处境相当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支有着军人血性的建筑之旅就甘愿被命运之神淘汰。相反，我和局党政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通过大量的调研，长时间的到各公司蹲点，发现年轻的中建七局有着很大的潜能，依然具备成为一流建筑劲旅的潜质甚至先天优势。
改编前夕，尽管我们未能留住大批的管理和技术骨干，但由此也为留下来的员工提供了大量的晋升和进修机会，使大家有了更多的发展平台。各个公司靠内培外训，积极招收东北建院、南京建院、重庆建院、重庆建专以及我局中专校等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使我们的人才队伍整体素质有了显著提高。
“兵改工”初期，我们的职工队伍大多是入伍几年或刚刚入伍的战士，大部分连对象还没有，朝气蓬勃，加之多数由农村入伍，因此，集体转业为国有企业的固定工后，心情非常愉悦，都有干好工作、将来在城市成家立业的美好愿望。与地方建筑企业相比，队伍年轻无拖累，这无疑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此外，在发展资金方面，尽管我们没有雄厚的家底，但我们同样也没有沉重的债务，正所谓“一张白纸，可以绘最新最美的图画”。
我们不但具备物质方面的优势，更保留了我军艰苦奋斗、永不言败的优良传统。
资金紧张，我们就号召全局职工勒紧腰带过日子。局领导到各单位检查工作极少坐飞机，有时买不到硬卧火车票，干脆就坐硬座；出差途中吃方便面是常事。到基层后，住各公司工棚似的招待所是首选；在工地食堂就餐，工人吃啥我们吃啥。改编初期，局机关的高级轿车还是苏联产的一辆旧伏尔加，北京吉普是我们常用的办公用车。有时候，一辆吉普车能挤进去六七个到工地办事的工作人员。
局里带头过苦日子，各公司也是异常节约。一公司在改编3年后，机关还在活动板房里办公；五公司改编不久，虽然在机关所在地建起了几栋家属楼，但高达9层也没有设置电梯；其他公司大部分领导的家也是安置在硬纸板搭就的活动房里……
无论干什么事情，只要精气神还在，就极有可能成功。有人说，“不是有希望了才坚持，而是坚持了才有希望”，对于这句话，我深以为然。
”兵改工”之初，尽管我们遇到了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我们全局上下还是拧成一股绳，奋力进取。局党政领导班子的工作要点虽各有侧重，但还是把搞好生产经营共同当做了第一要务。我和凌依泽书记在局机关除召集各公司领导及有关部门领导开会布置工作外，一般都是轮流“守摊儿”，挤出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了不停地到各公司巡查调研和与社会有关单位、领导沟通对接上；其他几位局领导都分配有蹲点的单位或主抓的重点工程项目。
“兵改工”后的一两年时间内，我们提出过不少提振士气的口号，如“团结奋进，振兴七局”等，但最响亮也最坦诚的口号就是“找米下锅”。我们号召全体职工解放思想，放下架子，主动出击，到社会上广揽任务，不管施工任务量大小，不管挣多挣少，只要有活干，有钱赚，一概来者不拒。有的施工处甚至摒弃“杀鸡焉用牛刀”的古训，即使给某个单位建个锅炉房也派上技术骨干，当做大工程来对待，小活也要把它给干成“样板工程”。
就是靠着这种艰苦奋斗、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能屈能伸的处事态度，不甘落伍的军人意志，我们终于使企业渐渐有了对接市场、适应市场、占领市场、扩展市场的生存发展能力。随着我局简政放权、承包经营，抓重点、创全优等一系列措施的出台和完善，在“兵改工”后的两三年时间内，逐渐显示出了重振雄风的气势。其中，由四公司承建的河南财经学院工程，二公司承建的石家庄玻壳厂工程，三公司承建的福州外贸大厦工程，一公司承建的平顶山纺织厂工程等，相继被评为省部级优质工程。由此，中建七局这支由军队改编的建筑队伍，也渐渐在祖国的大江南北闯出了一定的知名度。
说来有趣，因为社会上好些单位觉得中建七局这支“兵改工”的队伍不错，就对那些帅气阳光的年轻转业兵青眼有加，一时间，在我们局机关和各公司所在地，好多单位的女孩子都愿与我局的小伙子缔结百年良缘，以致于有的单位竟成了我们的“亲家单位”。这对我们加快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尽快融入社会大家庭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时光匆匆。弹指间，基建工程兵二十一支队改编为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已近30年。回想“兵改工”前后那段不平凡的岁月，作为首任中建七局局长，说实话，我没有太多的成就感和自豪感，但恰如一个运动健将，他的成长历程必然要经过幼儿期艰难的学步阶段一样，中建七局“兵改工”前后的那段风雨历程，也使我们在蹒跚学步中积累了大步迈进，进而飞速跃进的一些经验和基础。每每想到这一点，再看看我局当前的大好局面，我就感到十分的欣慰。（高耀先 口述 王来青 执笔）
中建七局建设的海南三亚亚龙湾中心广场